展现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前的探索

展现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前的探索

  《加强党的领导、放手发动群众 办好社会主义外贸基地》 深圳博物馆供图

  1980年,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,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,解放思想、锐意进取的光辉篇章。而这样的历史决定,是由许多勇于担当的共产党员们,共同努力争取而来的。

  在深圳博物馆,至今仍珍藏着一份宝贵的文献——成稿于1977年5月的汇报材料《加强党的领导、放手发动群众 办好社会主义外贸基地》。它由手工书写而成,淡蓝的字迹整齐地列在浅黑的格子里,记录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秉承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,带领深圳地区敢闯敢干、走出贫困、走向富裕,进而全面改革开放的不懈探索。

  深圳经济特区由深圳河畔的一个小县城发展而来。在1979年建市、1980年成立经济特区之前,为广东省宝安县,户籍人口约33万,耕地面积55万多亩,可开荒扩种面积20万亩。当地土地肥沃、气候温和,除主产粮食,还盛产水果、蔬菜、海鱼、生蚝等农副产品,具有发展外贸的潜力。

  然而,正如文献所说——当地“外贸工作进展迟缓”“1960年到1970年十年的外贸收购总额徘徊在四百万元至六百万元之间,虽然1974年微增到七百万元,但还是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。”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,宝安县发展停滞不前,群众生活贫困,以至于民谣都这样唱:宝安只有三件宝,苍蝇蚊子沙井蚝,十户九空人离去,村里只剩老和少。

  如何才能加快宝安发展的步伐,提高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?从1974年到1977年,宝安县委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办法,干部们下乡调研,虚心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建议。东部龙岗、坪山等社队,普遍希望能减轻粮食征购任务,发展多种经营,让农民富裕起来;边境地区的罗芳大队、莲塘大队,提出了农民致富的“药方”——将一些种粮的土地改为种菜和养鱼,丘陵地区发展现代化养鸡场,恢复边境小额贸易;一些老干部还提出,光种粮的做法很难多挣钱,应该搞外贸基地。

  通过调研,宝安县委认识到,要想让群众富起来,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设出口外贸基地。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得到恢复,全国思想解放的大潮让宝安县委看到了希望,他们认为向上级努力争取相关政策的时机成熟了。

  1977年5月,宝安县委向上呈送了一份长达26页的汇报材料——《加强党的领导、放手发动群众 办好社会主义外贸基地》。这一诉求,得到了于次年上任的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习仲勋同志的认可,他在对宝安进行调研后,做了重要指示:外贸生产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,务求实效。

  1979年初,政策放宽。宝安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,可以按照市场需要自主安排农业生产了。同样也是在当年,宝安边境小额贸易得到恢复,从果蔬到鱼肉的定价逐步放开,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,当地现代化农业生产之路开启。

  1979年4月,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建议,让广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特殊政策、灵活措施,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,以及在宝安、珠海、汕头建立“贸易合作区”进行试验。

  邓小平同志予以赞许,勉励大家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。

  1980年8月,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》,同意广东省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设置经济特区。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。

  尽管富了起来,但深圳很快认识到,农业受气候病虫害等自然因素影响太大,只有发展工业,人民也才能真正富裕起来。

  当时,香港正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。承接香港转移的部分工业,对深圳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。因此,深圳开始引进“三来一补”企业。到1980年5月,深圳与外商签订协议近400项,共缴费462万美元。在这个过程中,深圳学到了技术,投资环境逐渐完善。外商通过在深圳投资办厂赚到了钱,了解了改革开放的政策,敢于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先进设备。引进企业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,深圳经济特区开放和发展事业从此进入了快车道。

  从探索建立外贸基地,到倡办贸易合作区,再到兴办出口特区,最后建设经济特区,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,一代代有志者解放思想、改革创新,勇担使命、砥砺奋进,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、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,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。

  党的十八大以来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,深圳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,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、深圳先行示范区“双区”驱动,深圳经济特区、深圳先行示范区“双区”效应叠加。

  从前人的脚步中汲取力量,我们更加坚信,经济特区不仅会继续办下去,而且会办得更好、水平更高。

  (本报记者 党文婷 严圣禾)

【编辑:房家梁】